【案情简介】
公诉机关指控，2016年3月23日9时30分许，被告人邓某某联系卖家“老板”（另案处理）以13800元收购穿山甲，并让不知情的妻子雷某到南宁市某医院门口从卖家处收货。雷某收到一个纸箱装着的货物后于同日11时许送到南宁市青秀区某中学门口交给邓某某，邓某与“买家”交易时，当场被森林公安民警查获。经清点、鉴定，上述纸箱内装有三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马来穿山甲。为此，邓某某被提起公诉，如果指控罪名成立，邓某某将面临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被告人邓某某家属委托广西奎路律师事务所韦荣奎主任、黄学晓律师担任其辩护人。
【辩护思路】
通过会见当事人和仔细阅卷后，辩护人发现，本案侦查机关存在着使用特情进行引诱犯罪的重大嫌疑，侦查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亦证实本案确有线人介入，且在案证据显示线人极有可能就是买家，本案为普通刑事案件，不能使用特情引诱犯罪，因此所取得的证据均为非法证据，依法应予排除。为此，韦荣奎主任、黄学晓律师为被告人邓某某作无罪辩护。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邓某某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二审法院采纳了辩护律师的大部分意见，虽然没有改判无罪，但还是作从轻减轻处理，轻判至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评析】
本案属于人赃并获，对被告人最有利的辩点就是，“买主”的身份——可能是侦查人员或是侦查机关的线人！本案为本案为普通刑事案件，如果“买主”使用特情引诱邓某某犯罪，则本案证据将会因所取得均为非法证据，应依法予以排除。
辩护律师是如何从卷宗的细节中推断出“买主”是“钓鱼执法”？侦查机关采用“犯意引诱”、“设套抓捕”的非法取证手段呢？
一、两份不同的《受案登记表》。
辩护律师在案卷中发现，办案单位南宁市森林公安局五大队出具的两份《受案登记表》，编号、形成时间一致，但其中一份被划了几道叉，可以理解为作废的。这份作废的《受案登记表》也随卷移送。这两份《受案登记表》一经对比，里面让人疑窦丛生：
1、两份表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简要案情”的介绍上，虽然两表都称2016年3月23日9时左右，我大队接到匿名群众举报。但举报的内容是不同的。一份上说，举报人说上午10点半左右，可能有人在南宁市平湖路某花园对面的某菜市交易野生动物（穿山甲），要求出警查处。另一份上说，上午10点半左右，有人在南宁市长堽路某中学门口交易野生动物（穿山甲），要求出警查处。也就是说，举报人说的交易地点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某菜市”，一个是“某中门口”。为什么会不一样？同一个举报电话，会有不同的内容？当然说“在某中门口交易”的《受案登记表》，公安机关最后划掉不用了，但带着这个疑问继续往下看：
2、两份表的主要区别之二，是举报称在某菜市有可能有野生动物（穿山甲）交易的《受案登记表》，在报称后即要求出警查处，再无下文（公安机关最后采用了这一份）。而作废的那一份，还详细记录了公安机关接警后的举动，其上称接到有人在某中门口交易穿山甲的举报后，覃某某大队长立即带领民警周某某、韦某某、陈某某到达某中门口，上午11时发现有人在该处交易穿山甲，并将正在交易的一男一女当场抓获，并缴获穿山甲三只。
3、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作废的那份《受案登记表》详细的写明了出警人员、出警后的具体经过，这说明了这份《受案登记表》是事后根据案情进展及实际情况补做的。
4、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六条“公安机关对于公民扭送、报案、控告、举报或者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的，都应当立即接受，问明情况，并制作笔录，经核对无误后，由扭送人、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自动投案人签名、捺指印。必要时，应当录音或者录像。”第一百六十八条“公安机关接受案件时，应当制作受案登记表，并出具回执。”第一百七十一条“对接受的案件，或者发现的犯罪线索，公安机关应当迅速进行审查。”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正常的办案流程是：接报—→制作《受案登记表》—→出警。而本案的办案流程是：出警—→补作《受案登记表》。这个流程让人怀疑，整个案件公安机关从一开始就知道，并全程掌控，根本就不是接受正常报案而来，所谓的匿名举报人“朝阳区群众”，其身份非常可疑。因为：
①原定交易地点（从卖主处收货，再交货给“买主”）是某菜市，但由于工商检查的原因，卖主改变了交易地点，事实上某菜市不适宜收货，也不适宜交货，邓某某接到卖主电话后随即告知“买主”，改到某中学门口交货。
②公安接警时，获知的信息是在某菜市交易，某菜市与某中，两地相距近4公里，车程约10分钟。最后公安能够在第一时间，准确无误的在某中门口抓到邓某某，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先在某菜市蹲守，然后跟踪到某中；第二种、有人及时告知交易地点已改，公安直接到某中学蹲守。从本案的实际情况看，显然是第二种可能（详见下面的分析）。
二、两份不同的《抓获经过》。
案卷中还有办案单位南宁市森林公安局五大队写的两份《抓获经过》，形成时间都是本案案发当天，其中一份也是作废的意思。两份抓获经过区别不大，核心意思都是说：当天9点接到匿名群众举报，称上午10点半左右可能有人在某菜市交易穿山甲，警察就跑到该地设伏，后发现嫌疑人改变交易地点，遂跟踪其到某中门口，将准备交易的嫌疑人邓某某抓获并缴获穿山甲三只。两份抓获经过的主要区别就是：最后采用的那一份，在写到警察接报后立即去某菜市设伏时，还加上了一句“并于举报人保持电话联系”，而作废的那一份没有这一句。最后采用的那份《抓获经过》显然不实：
1、邓某某当天根本没有去到某菜市。他头天晚上出去打牌，玩到2、3点钟才回来，当天上午他在家睡觉，8点多钟，卖主已经到了某菜市，说有工商检查，就改到某医院门口交货，邓某某叫他妻子雷某去拿货，自己直接跟“买主”说在某中门口交货（因为邓某某就住在某中附近）。雷某拿到货后，送到某中门口，邓某某直接在某中门口和买主交货。所以邓某某根本没有在某菜市出现过，公安机关如何跟踪的他？显然与事实不符。
2、既然警察不可能是跟踪邓某某而到达某中，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有人直接告诉的这个改变后的交易地点。这个人是谁？显然是举报人。能第一时间知道交易地点在某中而不是某菜市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邓某某，一个是她妻子（她被要求送货到某中），另一个就是“买主”。（上家卖主交货地点不在某中，邓某某或其妻收货时，也不可能告诉卖主自己将在某中交货给“买主”，所以卖主也不可能是举报人）。邓某某夫妻肯定不是举报人，用排除法即可知，举报人就是“买主”。
三、笔录反映的实际情况：“买主”就在现场，“买主”帮忙按邓某某，“买主”却没有被公安抓获。
邓某某供述，“买主”极力要求邓某某供货，在现场要求邓某某开箱验货，随即按住邓某某，在周围设伏的警察当场将邓某某抓获，这一说法也与在现场的雷某（邓某某的妻子）所陈述的一致。在事后制作现场辨认笔录时，“买主”把穿山甲从轿车尾箱中拿出来，放到雷某开来的电单车旁边，公安机关不但没有抓获“买主”，还在侦查中将一切关于“买主”的情况，均做了模糊处理，刻意把“有轿车、有买主存在”的痕迹抹去。
根据上述三点，辩护律师得出推论：“买主”可能侦查人员或是侦查机关的线人，“买主”可能使用特情引诱邓某某犯罪。司法实践中，在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刑事案件中，可以特情介入、全程监控，但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有严格的限定范围、对象、方式、监督程序，对于普通刑事案件，犯意引诱应该被完全禁止。
我国法律早在2001年下发的《刑事特情工作规定》明确规定禁止诱使他人犯罪。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首次明确了特情手段的合法性，但在第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一条严格规定：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诱使他人犯罪。2012年新修订《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六十二条第二款也强调隐匿身份实施侦查时，不得使用促使他人产生犯罪意图的方法诱使他人犯罪。
正是由于本案中存在侦查机关“引诱犯罪”的重大嫌疑，辩护律师作了无罪辩护，虽法院没有全部采纳辩护律师的无罪辩护意见，但在量刑上却在最大限度作了从轻、减轻的处罚，本案也取得了较好的辩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