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嫌贩卖毒品高达1700多克，公诉机关建议量刑死刑，经律师辩护后枪下留人，判处死缓——聂X际贩卖毒品案
案情简介
李X谋与邓X交易毒品时被现场抓获，李X谋指认聂X际是其老板，聂指使他来接收毒品；邓X则指认李X涛是其老板，李指使他来交付毒品。聂X际、李X涛遂被抓获。后聂X际被以贩卖毒品罪提起公诉，其委托韦荣奎律师为其一、二审辩护人。
辩护思路
因本案确实缺乏充分的证据，能够指控聂X际就是毒品的买家。故律师为其做疑罪从无的无罪辩护。
判决结果
法院最终疑罪从轻，判处聂X际死缓。
辩 护 词
聂X际贩毒案二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XX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家属的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聂X际的二审辩护人。辩护人经过详细阅卷、分析后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聂X际贩卖毒品1700克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所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一审判决仅凭现有证据认定聂X际有罪，判处其死刑缓刑两年执行，不符合我国刑事法律“疑罪从无”的原则。请求二审法院改判聂X际无罪。具体辩护意见如下：
一审判决认为：“李X涛、邓X、李X谋与聂X际均无矛盾，该三人归案后所供述的犯罪事实相互吻合，李X涛证实其与聂X际直接联系交易毒品事宜，相互介绍了各自的“马仔”，邓X证实其受指派送毒品给聂X际的马仔李X谋，李X谋证实其是聂的“马仔”，接到聂的指令后负责向李X涛以及“马仔”接收毒品，聂X际所作的有罪供述亦与该三人的供述相印证。”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聂X际的有罪供述是侦查机关刑讯逼供得来，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其他证据均是言词证据，缺乏必要的补强证据；而且，聂X际的有罪供述，与其他人供述之间，也存在矛盾的或不合情理的地方，并非相互印证。全案的证据无论是质、还是量，都达不到有罪证明的要求。
一、聂X际的有罪供述系非法取得，不能作为定案证据。
聂X际称，其有罪供述是侦查机关刑讯逼供得来的，辩护人认为，其说法可信。理由如下：
1、聂X际的有罪供述只有一份，是在刚归案时的2007年4月3日所作，此后其再无有罪供述；
2、该有罪供述是在XX县公安局缉毒大队办公室所作，第二天，聂X际即向看守所领导写了一份材料，指称自己在昨天讯问时受到非人待遇，并提出以后提审不离开看守所范围。而且该有罪供述的笔录首页的签名，确如聂X际所言，其有意的用繁体字进行签名。这些都间接印证了侦查机关有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的非法行为。
证明自己在侦查过程中程序合法、手段合理，是侦查机关的责任，而不是被国家机器控制的犯罪嫌疑人的责任，这符合规制国家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弱势公民个人权利的司法准则，也是我们国家推行讯问全程录音、录像的用意所在。司法机关不能仅凭“无证据证明刑讯逼供存在”，就否认被告人翻供的合理性。而应当坚持刑事诉讼中“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至少认定：在被告人翻供的情形下，原有罪供述就存疑，对其他证据的证明标准就要求更高、更严。具体到本案，在聂X际否认参与贩毒的情况下，公诉机关必须拿出充分的、确凿的其他证据，来证明聂X际有罪。
二、现有的直接证据无法查证属实，真实性、唯一性均存疑。
（一）无确凿证据证明聂X际的银行汇款就是毒资
1、聂X际自称是放高利贷的，李X涛是做外围六合彩的庄家，聂X际汇给李X涛的钱，正是六合彩赌博资金。聂X际的说法具有其存在的一定可能性。
2、通过银行往来给付毒资，不符合常理。一般的毒品交易，是采取现金交易，采取银行汇款方式并不安全，也容易留下痕迹。
3、汇款的次数和数额与毒品资也明显不符。
聂X际与李X涛曾有巨额的资金往来，这是事实，公诉机关认为该资金往来是为了进行毒品交易，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刑事案件讲究唯一性和排他性，聂X际辩称的放高利贷，也是一种合理存在的可能。本案的证据，无法证实这些汇款就是毒资，无法排除其他可能性的存在，因此并不确实、充分。
（二）李X涛的供述存在疑点
1、其首先被抓获，不排除立功心切，胡乱抓人垫背的可能。
2、如果聂X际确实曾向李X涛购买毒品，李X涛确实没有冤枉聂X际，那么他刚被抓时，为什么不叫公安人员去聂X际在广东恩平的出租房搜查，以获取扎实、有力的证据来定聂X际的罪？
3、聂X际存钱的时间与李胜涛所说的贩毒的时间不相符。
（三）李X谋的供述存在疑点
李X谋的供述是本案最关键的直接证据，因为聂X际并没有与毒品一起被抓现行，所以只有李X谋，才能直接指认聂X际，将聂X际和毒品联系起来。而李X谋的供述是前后不一的：2005年其刚被抓捕，直至2007年5月22日以前，李X谋只是说其雇主是一个叫“阿全”的人，并没有确认该人就是聂X际；近2年之后的2007年5月22日，李X谋才确认“阿全”即是聂X际，其行为太过反常。虽然他说是因为聂X际答应照顾他家人，但没有实现承诺，所以他才想揭发。但这个理由并不可信，因为其2006年已开始服刑，劳改场所并非与世隔绝，犯人可以通过书信、电话等手段与外界进行联系，李X谋如要确认聂X际是否兑现了承诺，早就可以确认，何必等到一年多后，才以这个理由进行补充供述呢？而且，既然李X谋的前后供述不一，法院又凭什么认定哪份供述是真、哪份供述为假呢？这种摇摆不定，明显经过了侦查人员“做工作”（侦查人员让李X谋发短信）后才改变得来的证词，怎么能说就一定真实可信、可以用作定案证据呢？
（四）聂X际的有罪供述与其他人的也不相符
1、关于李X涛与李X谋认识的时间
聂X际说，2005年春节过后，我带李X谋去见李X涛，并说以后由李X谋负责接毒品（见其2007年4月3日18时20分至23时45分的《讯问笔录》（第五次），第2页）。
李X涛说，2004年9月他通过聂X际认识李X谋，（见其2005年4月4日21时20分至22时55分的《讯问笔录》（第三次）第1页）
2、关于聂X际与李X谋的分工
聂X际说，李X谋帮我做事每月给其一万元，其接得毒品后，负责加工分装，我再卖给恩平的吸毒、贩毒人员（见其2007年4月3日18时20分至23时45分的《讯问笔录》（第五次），第5页）。
李X谋说，每月得聂X际5000元，未说加工分装毒品的事，说自己只负责接（见其2007年5月22日15时30分至17时30分的《讯问笔录》，第3页）
李X涛说，李X谋是专门替聂X际“专门送货回湖北的”（见其2005年4月4日21时20分至22时55分的《讯问笔录》（第三次），第1页）
（五）本案还存在其他疑点
1、缺乏关键的直接证据。一审法院的主要定案证据，无论是李X涛的供述、李X谋的供述、邓X的供述、都无一例外的是言词证据，可以说，一审判决的定案依据实质上全部是言词证据。在只凭言词证据定案的情况下，必须慎之又慎。言词证据不同于实物证据的特点是，它经过了人脑的加工，带有个人主观性的成分，如果供述者有意提供虚假陈述，那采信的危险性就很大；也只有言词证据才存在补强的必要。供述的真实性不可能从供述本身求得解决，必须有其他的证据加以证实，否则，供述的真实性无从判断。从整个案件来看，如果允许供述是定罪判 刑的唯一证据，在被告人翻供时，整个案件的基础就会动摇。因此，尽管口供属于直接证据，但仅是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加以印证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口供证据效力的基本原则。而本案，就严重缺乏其他必要的证据加以补强，比如可以形成证据锁链的间接证据等，无法印证就这些言词证据的真实性。因此不符合刑事诉讼证据的“量”的要求，达不到“充分”的证明标准。比如，几个被告人都确认，他们之间是用手机进行联系，包括用李X涛诱捕李X谋的当天，几人之间的联系，比如李X涛跟聂X际说自己到酒店了，让聂X际汇款；聂X际汇了钱，又让李X涛确认收到与否；聂X际让李X谋去酒店取货等等，都是手机对手机的进行联系。既然如此，公安机关为什么不查证通讯记录清单，以佐证这些联系的存在呢？如果查证出聂X际的手机与李X谋、李X涛的手机，在那个时段有频密的联系，之后随即抓获了李X谋，李X谋又指认聂X际，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聂X际也就无话可说了。但是，本案却没有“电话通讯清单”这个非常重要的补强证据！因此，本案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如果阿全确有其人呢？如果李X谋、李X涛那天确实没有和聂X际联系过呢？存在这些“如果”，就是因为本案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2、所谓的毒品交易完全不合情理。从李X涛的供述可见，他和其上家“欧阳”、“嫂子”交易时，均是先付款上家再给货（最多留少量尾款）（见其2005年4月2日16时30分至19时30分的《讯问笔录》第2、3页）。但他和聂X际交易，却放心得很，总是先给货，再收钱，比如他说2005年3月25日，其与聂X际交易5块毒品，总价49万元，是聂X际先到金泉大酒店取了货，第二天，“3月26日，阿际汇了22万元”，“3月27日，阿际汇了23万元”，余下的4万元他讲先欠几天（同上第4页）。4月2日的交易也是如此，总价805000元的毒品，只收了34万元的订金，就敢给货。这种先给货再收钱的方式，明显不符合毒品交易时，双方都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的特点。
综上所述，本案的证据既不确实，也不充分，根本达不到有罪证明的标准，致使本案成为一个典型的疑案。
三、疑罪应当从无。
1、“疑罪从无”是我国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之一，《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所谓证据不足，就是意味着拥有一定证据支持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犯罪指控，但已有的证据在质和量上达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据标准，造成既难证实犯罪，又难以澄清事实，排除犯罪嫌疑，这就是“疑案”或叫做“疑罪”。遇到疑罪，应当在定罪量刑上作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切不可主观臆断，草率定案。既要防止漏罪、轻判，又要防止无罪冤判、疑罪错判。对于一些疑难案件，在作了大量的审核工作之后，仍不能确定的，应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无罪推定原则是一致的
2、辩护人认为，本案确属“疑案”，碰到本案这种情况，定案的标准实际上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宁可从一种合理性的角度来认定被告人有罪，可能冤枉了他；还是宁可不定，可能放纵了他？实际上本案中公诉人和辩护人谁也不能说自己是肯定正确的，那么法院定案的关键就是价值取向的问题。如果本着宁肯错判也不能放纵的原则，对于可能性的理解就会十分狭窄，容易把可能性理解为必然性。如果本着宁肯放纵也不错判的原则，结果则会相反。根据当代国际社会通行的原则和我国司法中的实际情况，应采取后一种态度，一定不能把作为质疑理由的可能性理解为必然性，否则就很容易导致有罪推定的结果。在两种可能性并存的情况下，辩护人认为，断案的价值取向只能是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疑罪从无”，而不应当是“疑罪从轻”，刑事诉讼法中已经确定了无罪推定的原则。在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之间，不能存在中间地带，只能非此即彼。虽然在这个原则下，可能放纵有罪，但如果不按照这个原则办案，就可能甚至必然冤枉无辜。
按照正确的司法程序、秉承正确的司法理念、进行正确的司法审查，得出的必然是正确的司法裁判，即使期间偶有一些不确定的、非人为的因素，导致某些裁判在实体上未必正确，那它也只是污染了法制的水流；而按照“宁枉勿纵，疑罪从轻”的错误观点，人为的、主观的改变一些必须遵守的规则，即使做出的是日后被新证据证明为实体正确的裁判，那它也已从根本上污染了法制的水源。水流被污染，与水源被污染，哪种可以补救，哪种补无可补、救无可救，应当是一目了然的。作为我们省最高的司法裁判机关，应当代表最先进的司法理念，应当坚持忠实遵循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基本精神的立场，应当成为维护程序正义的表率，所以，辩护人恳请二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全面梳理、认真核查，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改判被告人聂X际无罪。
以上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XX律师事务所律师：韦荣奎
2008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