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卖、运输海洛因高达421.9克，经辩护判处死缓——张XX贩卖、运输毒品案
案情简介
2010年4月28日，被告人苏X策与张XX联系购买100克毒品海洛因，并将3万元汇给张XX。次日15时许，张XX在南宁市北湖路二里46号某公寓内将一包毒品交给苏X策后离开。不久，苏X策在该住处被抓获，公安人员同时缴获2包净重88.35克的毒品海洛因。同年5月1日，张XX与被告人农XX携带一块毒品从龙州县到南宁市，并指使农XX将该毒品交给苏X策。在苏X策的配合下，公安人员在某公寓内将农XX抓获并从其身上缴获一块333.55克毒品海洛因。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XX明知是毒品而实施贩卖、运输，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应以贩卖、运输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张XX委托韦荣奎律师为其辩护。
辩护思路
律师接受委托后，仔细审查公诉机关指控张XX的证据材料，认为公诉机关指控张XX犯贩卖、运输毒品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作出所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理由主要有：首先，本案缺乏必要的直接证据证明张XX实施了贩卖、运输毒品的犯罪行为。从苏X策家中搜出的88.35克毒品海洛因以及在农XX身上查获的333.55克海洛因都不是张XX所掌控，这些毒品也没有张XX的指纹，张XX也没有直接与苏X策进行毒品交易的交谈记录，张XX始终不承认自己贩卖毒品。其次，公诉机关指控张XX贩毒的证据全部是间接证据，不具有唯一性、排他性。再次，仅凭同案的苏X策与农XX直接指认张XX贩毒，显然证据不足。苏X策与农XX的供词存疑，不可采信。最关键的是，没有张XX供述的情况下，本案证据没有形成证据锁链。律师认为，尽管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无罪辩护成功的难度较大，但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辩护理念忠于法律的执业信念出发，也要果断、坚决地进行无罪辩护，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对全案证据进行评判时，一般也会注意到辩护人所提无罪辩护意见的合理性。即使法院最终作出了有罪判决，出于对罪行关系的平衡，在量刑方面，通常也会依据“疑罪从轻”的原则，对被告人依法酌情从轻处罚。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张XX贩卖、运输毒品海洛因的数量达到了421.9克，已经远远超过了可依法判处死刑的50克海洛因的数量。一审法院充分考虑了律师提出的无罪辩护意见，依据“疑罪从轻”的原则，对张XX没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判决结果
一审法院判定张XX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辩 护 词
张XX涉嫌贩卖、运输毒品案一审辩护词
公诉机关指控张XX犯贩卖、运输毒品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作出所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的无罪判决。理由：
一、首先，本案缺乏必要的直接证据证明张XX实施了贩卖、运输毒品的犯罪行为。
毒品案件有两种必须的、最基本的直接证据：第一个、是毒品本身的实物存在；没有实物证据，就算被告人承认其以前贩卖过1万克毒品，也不能定罪；第二个、是人与毒品有明显关联，比如身上或家中藏有毒品，或者与身上或家中藏有毒品的人进行交易被抓现行，或者虽未被抓钱、毒交换的现行，但身上携带有相应巨额资金，或毒品包装上有其指纹等。没有这类关联证据，就算有一百个人指称其贩毒，也不能定罪。毒品案件定罪，以上两类证据缺一不可。本案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XX就是4月29日从苏X策家中88.35克海洛因的卖家；也是5月1日农XX携带的333.55克海洛因的主人，因此其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辩护人认为这一指控严重缺乏直接证据支持：本案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张XX与这些毒品之间存在关联：
1、这些毒品均不在张XX的身上、家中、或其他管控范围；
2、这些毒品包装上均没有张XX的指纹；
3、没有人赃并获的被抓现行。
4、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张XX与苏X策有进行过与毒品相关的交谈、交易，比如关于电话通话、面对面谈话的录音、录像资料等。无法证实二人曾经商谈过毒品交易。
5、张XX始终不承认自己贩毒。他承认自己认识苏X策，也承认4月28日收到过苏X策汇来的3万元，4月29日也去过苏家，收过苏的16000元，当晚苏又送给他8千元。但张XX说，这54000元是自己借给苏X策的，有放高利贷的性质，自己去找苏，也是为了催债，苏在催促之下，分三次还清了债务。
二、其次，支持公诉机关指控的几乎全部是间接证据。而这些间接证据既不够确凿，也不具备唯一性、排他性，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因此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公诉机关据以认定张XX有罪的证据链大致是：
第一、张XX与苏X策之间有电话联系（主要指4月29日、30日、5月1日等关键时间）；
第二、张XX与苏X策之间有金钱往来（主要指4月28日、29日等关键时间）；
第三、张XX4月29日去过苏X策家，之后警方在苏家即发现了88.35克海洛因；
第四、苏X策直接指称张XX就是4月29日卖88.35克海洛因给自己、5月1日将要卖333.55克海洛因给自己的人。
第五、张XX与农XX之间有电话联系；
第六、张XX与农XX5月1日一起开车来南宁；农XX身上又藏有333.55克海洛因；
第七、农XX送毒品给苏X策前后，张XX、农XX、苏X策之间有电话联系；
第八、苏X策直接指称张XX要卖给自己毒品，并由农XX运送，农XX则直接指称自己帮张XX运输毒品。
有了上述八个证据环节，公诉机关认为可以盖棺定论——张XX有罪！但辩护人不这么认为。上述八个证据环节，除了苏X策和农XX的言词证据勉强可以算得上直接证据外（该二人的证词放在第三大点论述），其余的全部是间接证据。以间接证据定案并非不可以，但在全部以间接证据定案的情况下，就必须慎之又慎，除了每个证据材料均须经过查证属实；证据和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客观内在联系性之外，还要求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情之间的矛盾，都得到了合理的排除；形成的证据体系所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他的，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可能性。而本案的间接证据达不到这个标准。
1、张XX与苏X策之间有电话联系，并不表明二人就是在做毒品交易。电话通讯清单只能证明在什么时间、哪两部电话在进行通话，并不能证明通话的具体内容。张XX与苏X策之间有借贷关系，一样会用电话联系，在证明不了通话的具体内容的情况下，公诉机关无法排除通话人之间是在正常联系的可能性。因此电话通讯清单本身不具备排他性。
2、同理，张XX与苏X策之间有金钱往来，也不能排除二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可能。因此汇款记录等证据本身也不具备排他性。
3、张XX4月29日去过苏X策家，然后警察在苏家发现了毒品，并不表明就是该毒品就是张XX拿去的，不能排除在这之前毒品就已经由苏X策从别处购得的可能。
4、同理，张XX与农XX之间有电话联系；张XX与农XX5月1日一起开车来南宁；农XX送毒品给苏X策前后，张XX、农XX、苏X策之间有电话联系；等等，也都不能排除张XX与农XX、苏X策之间均是正常交往、正常联系可能。
5、张XX虽然与农XX同车而来，农XX身上又藏有333.55克海洛因，但并不表明张XX就明知农XX藏毒，更不等于张XX就是该毒品的主人。因为我们已知农XX是将毒品捆在大腿内侧的，从外观无从判断其身有异样，这是客观事实，这个客观事实都不能推断出张XX有主观上的“明知”，则“同车”这个现象也只是一个间接的、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如搭顺风车等）的证据。
辩护人承认，这一系列现象显得很巧合，但“巧合”并不等于就肯定构成犯罪，公诉机关的任务仍然是必须排除其他可能、排除合理怀疑。否则，是不是说，在刑事案件中，每个曾出现在犯罪现场的人，均无需其他证据就可定罪呢？以“巧合”来定罪，是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吗？
三、再次，能直接指认张XX的人只有苏X策和农XX，但仅凭其二人的供述就将张XX定罪，显然证据不足：
苏X策、农XX系同案被告人。其二人“揭发”张XX、争取立功，对其定罪量刑有重大利害关系。因此首先，该二人的供述本不可一味采信。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4月4日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0]42号）中谈到一些缺乏证据的毒品犯罪案件时指出：“仅凭被告人口供依法不能定案。只有当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我们以这个审查原则来判断苏X策、农XX的供述，可以得出该二人的供述确实不可采信的结论。
（一）苏X策的供述疑点重重，不可采信
苏X策的笔录中或前后矛盾，或明显说谎，或有被诱供的迹象，仅凭这种令人不信服的口供如何认定张XX有罪呢？具体表现在：
1、对于筹备毒资购买毒品、交易毒品这些本案的关键细节的供述前后不一，矛盾重重。
矛盾一：4.29下午苏X策向张XX购买毒品后，到其被公安机关抓获这段时间内，其先是说其一直呆在家没有出门，后又称自己出了门，5.2再次供述则说自己是为了筹8000元出门，如此前后不一，让人如何采信？
4.29供述：“他坐了几分钟就走了，我就将那包海洛因分装成一大一小的两包海洛因，然后藏在我卧室衣柜的一堆衣服下，接着就在家上网，一直到警察来找我。”
4.30供述：昨天下午4点多5点钟的时候，我从外面刚回到家时，突然有几个男的向我出示警察证表明警察身份。
5.2供述：兄弟走后，我就把那包海洛因分成了两包，藏在我卧室的衣服堆下，接着我又出门去找朋友借钱，找了几个朋友借到8000，到了下午4点多，我刚回到家不久，警察就来我家了。
矛盾二：苏X策究竟是什么时候筹得的毒资，是下午交易之后被抓之前？还是晚上被审讯以后？苏X策自己也说不清楚。
4.29供述：“我就说今晚尽量筹一半钱给他。”
4.30供述：“当时我还在禁毒大队接受审讯，我就把没有被抓之前和兄弟约好下次再交易100克毒品的情况告诉民警，我愿意配合立功，你们民警就同意我立功，我马上联系筹了捌千元，我在晚上十点多钟给他打电话。”
5.2供述：兄弟走后，我就把那包海洛因分成了两包，藏在我卧室的衣服堆下，接着我又出门去找朋友借钱，找了几个朋友借到8000，到了下午4点多，我刚回到家不久，警察就来我家了……”
矛盾三：关于将要购买的价值3万元的100克海洛因，苏X策先是说自己付了8000元毒资，后又说自己付了24000元毒资，其在4.29究竟预付了多少毒资，什么时候付的毒资，其自己也说不清楚。
必须指出，苏X策4月30日还说自己在4月29日晚上给兄弟送去了8000元毒资，“之前说给他一万四千元订金，因为我被抓了，没有筹够，只给他送上了八千元。”5月2日却变成了：4月29日张XX让他给下一批100克的货钱，“当时我就给了他1600元，还欠14000元，我说筹够了晚上再给他。”为什么会变呢？因为与张XX的笔录不吻合！张XX被抓后第一次讯问笔录时在5月1日晚19时20分作的，在笔录中，张XX说自己4月29日去苏X策家，是去追其欠自己的24000元，“我去找他要钱，他给我现金16000元”，“2010年4月29日晚上，”光头“包剩余的人民币8000元拿到华星城某酒店162号房还给我”。虽然对于款项的性质，二人有不同的说法：一个说是毒资，一个说是借款，但是数额——先16000元，后加8000元，至少得“吻合”呀，否则这个证据也太不扎实了。于是在张XX做完笔录的第二天（5月2日），我们看见到了苏X策“先16000元，后加8000元”的与张XX说法吻合的笔录。辩护人认为，这一反常变化不能排除苏X策有被诱供的嫌疑。
从上述笔录可以看出，刚刚发生一两天的事情，苏X策居然会记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时候、怎么拿到毒资？究竟拿了多少毒资付给张日？口供明显是根据审讯的需要，逐渐的与张XX的说法“相吻合”。这充分说明，苏X策的供述有很大的虚假成份。如果苏X策的笔录中有部分为假，则不能排除其他部分也有假的可能性，公诉机关凭什么来认定苏X策供述的哪一部分是真实的？哪一部分是虚假的呢？况且，如果苏X策的供述有真有假，那么并非完全真实的供述又如何能够作为定案的证据呢？因此，辩护人认为，苏X策的供述不能采信。
2、苏X策有意说谎，隐瞒其之前就认识、甚至早就认识农XX的事实。
苏X策多次强调其之前并不认识农XX，其4月30日笔录中说自己4月29日晚上去某酒店1622号房送8000元给张XX，“当时房间内还有另外一个男子，我不认识”，5月2日笔录中重复了这个说法，并进而说，5月1日下午交易之前，有人打他电话，说到了，叫我出去接他，我出去就见到了在某酒店兄弟房间见过的那个年轻人，他看见我就跟着我走，后来被抓。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农XX。从苏X策的上述笔录，我们很容易推断，苏X策想表述这样一个状况——他在5月1日或者说4月29日之前不认识农XX、更无任何交往。但事实是这样吗？所谓言多必失，刻意隐瞒的东西往往容易露出马脚：本案的书证——被告人苏X策、农XX的手机通话清单显示，其二人早在4月24日、26日即有电话联系，这证明苏X策是在说谎，有意隐瞒其之前就认识农XX的事实。（1877594XXXX（农XX）的通话记录清单反映出，苏X策用1877535XXXX的手机分别在24日15：27；26日00：34打给农XX。从通话的时间，尤其是26日凌晨两人通话，如果不是熟悉的朋友，都不会选择这个时间打电话给对方）。甚至，不排除其二人在更早的时间即认识的可能，对此，辩护人认为，侦查机关有必要调取农XX、苏X策手机2、3、4月的通讯清单，以彻查案情。
如果苏X策、农XX早就认识，其二人又对此刻意隐瞒，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苏X策的毒品可能另有来源！农XX可能不是张XX的马仔，或者其身份可能不仅仅是马仔！而张XX则很可能是被冤枉的，仅仅是因几个巧合被牵扯经本案。因此，辩护人认为，仅凭苏X策在“之前就认识农XX”这一事实上的说谎，就可以动摇其笔录的全部真实性！
苏X策供述其在4月24或25日打电话给龙州“兄弟”要100克毒品，但公诉机关提供的苏X策、张XX通话清单上没有当时两人的通话记录。这说明苏X策根本没有与张XX联系（案卷中虽然没有提供清单，但是否能如此肯定？）。
此外，通话记录还证明农XX的供述不真实，其在说谎的事实。
其供述 “5.1前两三天的中午，当时我在家，张XX用手机打我手机，我到龙州县古德乡科甲边境，在那里等一个人，给我送毒品，叫我帮拿毒品到龙州县。”将农XX的供述与其的通话记录相对照， 4月28、29日的通话记录上并没有张XX拔打其手机的记录，其明显是在撒谎（经查，27、28日张、农有通话记录：农（1877594XXXX）与苏（1877535XXXX）。故此节最好不提）。
以上的细节证明，被告人苏X策和农XX并没有如实供述并虚构了事实，其的供述应不予采信。
3、苏X策的供述有被诱供的迹象：
苏X策于4.30供述：
“？：如果兄弟再上南宁和你交易毒品，你认为他会是一个人来还是和别人上来？
答：他应该会带一个马仔上来，因为他从来不亲手碰毒品的。”
这段笔录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它不符合讯问逻辑，苏X策的回答也不是其基于之前的案情陈述所应得出的结论，不能不让人心生怀疑：
①侦查机关为什么会想到问张XX是一个人来还是两个人来的问题？是怕抓不到张XX现行，所以找做准备？
②侦查机关经验丰富，早做两手准备也就罢了，苏X策的回答就离奇了：按其供述，他就与张XX交易过4月29日这一次，而这一次张XX是自己开车来的，并没有马仔，苏X策是从哪个惯例看出来张XX“应该”会带一个马仔来呢？既然就只交易过一次，又何来张XX“从来”不亲手碰毒品的说法呢？！
证人李建华证言：
“？：南宁有个叫苏X策的人于2010年4月28日通过农XX行给你转入3万元人民币，是什么钱？
答：肯定是给‘哥培’的钱。”
从这些材料来看，问话的目的主要是想证明：张XX没有碰毒品。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这一点？这从侧面反映了公安机关应该对毒品进行了指纹鉴定，而毒品包装袋上没有张XX的指纹。一般的毒品案件，除了被告人的供述外，还要结合其他书证进行映证，尤其是没有被告人供述的情况。
本案中，张XX并未贩卖毒品，在没有张XX的供述的情况下，公安机关想尽办法证明是张XX没碰毒品包装袋，但这个问话恰恰又与苏X策之前的供述，29日下午其与张XX一个人进行交易形成了矛盾。
（二）本案的其他疑点
第一个疑问：买家只要100克毒品，卖家却给了净重为333.55克的毒品，交易量相关如此悬殊，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苏X策所说其向张XX购买100克毒品，其交给张XX的钱是毒资是假话！
首先，苏X策供述：其在29号告诉张XX要买100克价格为3万元的毒品，在这种情况下，农XX交给他的却是3倍于交易数额的毒品，数量相关如此之大，反而证明苏X策之前的供述是在说假话。
其次，从苏X策的供述中可以看出，其与张XX的交易习惯为先付款，后给货。在这种情况下，333.55克的海洛因价值高达10万元以上，苏X策仅付了8000元?/24000元？毒资，付款仅为货物价值的五分之一不到的情况下卖家就把这批货交给他，而且交货的时候丝毫没有提到付款事宜，这可能吗？而且据苏X策的供述，其与卖家只认识一个月，才一个月的时间，卖家就敢把只付了小部分款的货交给他，这根本不合情理。
因此，辩护人再次确认，苏X策在自己的供述中根本没有说实话！
第二个疑问：谁是真正的毒品源
公诉机关确认张XX是5月1日300余克毒品的主人，其重要证据之一就是张XX是苏X策4月29日下午4时许被抓后联系过的人。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来看苏X策的电话通讯清单：
1、苏X策4月29日下午16时许被抓后，在公安机关的管控下，为争取立功，开始联络各色人等，当天从下午18时20分开始直到深夜23:57分，苏X策共打了19个电话，打给张XX的是第9个而不是第一个，在联系张XX之前苏X策还打4个不同的电话号码，其中一个“1877535XXXX”共联系了4次，“1373709XXXX”共联系了两次。
2、当天在联系张XX后，苏X策又联系了5个不同的电话，“1877535XXXX”和“1373709XXXX”又各有两次。
3、4月29日这19个电话中，共有8个不同的号码。张XX的有4次，“1373709XXXX”也有4次，“1877535XXXX”则多达6次。而且，与张XX的最后一次通话后（23:15分），苏X策还主叫了“1877535XXXX”。
4、4月30日，苏X策应该仍处于公安机关管控之下，这一天，其共接打了11次电话，有7个不同的号码，其中只有一个是其主动打给张XX的，而与“1877535XXXX”联系的又有2次，与“1373709XXXX”联系的又有3次。
5、5月1日，苏X策共接打了37个电话，其中张XX的有6次，“1877535XXXX”则多达9次，另有一个号码“13877193088”更多达11次，案发前后，该两号码均与苏X策有频密的联系。
在侦查机关的管控之下，上述几个与苏X策联系如此频密的号码，机主是到底谁？苏X策究竟和他们谈什么？没有答案,如果侦查机关不能提供原始录音、录像资料，我们如何排除其二人不是毒品源呢？这么多的电话号码，有的号码的联系次数还远多于张XX的，公诉机关又凭什么仅以“张XX与苏X策有电话联系”作为其有罪的证据呢？！
第三个疑问：农XX的第二份笔录为什么不出示？
按照刑事侦查的基本原则，以及常人记忆的规律，刚被抓获初期所作的有罪供述通常是比较真实、全面的，越往后就越不易排除逼供、诱供、串供、翻供的可能性。为全面还原侦查过程，刑事诉讼要求“全面取证、全面示证”，但本案的公诉机关违反了这一基本原则。本案公诉机关出示了农XX的两份笔录，一份是5月1日刚被抓获的第一次，另一份则是十余天后的5月19日的第三次，其第二次的笔录呢？为什么不出示？是不是因为该笔录的内容对张XX有利呢？虽然没有见到，但辩护人认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因为农XX5月19日的第三次笔录，有明显的被引诱“修正”第二份笔录的嫌疑：
问：农XX，你被拘留后接受的第二次讯问笔录有异议是吗？
答：是的？
问：有什么异议？
答：我认为我不是贩卖毒品，我是帮张XX带毒品的。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农XX在第二份笔录中承认了自己贩毒，虽然不知道其在该笔录中如何描述张XX的角色，但显而易见，在第三份笔录中，其至少将罪责完全的往张XX身上推，而自己力图从“贩毒罪”中脱身。这十几天的时间中，农XX是如何转变了想法我们不得而知，但辩护人强烈要求公诉机关出示其第二份笔录，供法庭参考。这种变来变去的口供，至少也得让人看看它在变之前到底是个什么样吧。
二、在没有被告人的供述的情况下，本案的证据没有形成证据链，不足以证明张XX贩卖毒品的事实。
其实公诉机关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下家苏X策供出上家张XX、运毒者农XX供出张XX，此外，还有通话记录、辩认笔录和其他旁证证明，因此可推定，张XX就是贩毒、运输毒品。这种推论作为一般的辩论来是，是比较合理的，但在刑事诉讼中，合理的推论并不一定就是唯一的、正确的结论，尤其是对公诉机关来说，必须有充足、确凿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推论，并且这些证据能形成具备唯一性、排他性的证据链条，这就是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与公诉机关的“证据能相互印证”的观点相反，辩护人认为：支持公诉机关指控的证据少得可怜，本案的主要证据连自圆其说都无法做到，更遑论“互相印证”了：苏X策、农XX的供述有自相矛盾，不真实；且他们的笔录在重要细节上并不一致，有的甚至截然相反；物证（《通话详单》）不能佐证口供的关键内容。实际上，本案的所有证据主要是为证明苏X策供述的真实性服务的，因为他是与张XX联系的人。因此，动摇了苏X策笔录的真实性，其笔录就不能作为认定张XX有罪的证据，是为“事实不清”；缺乏充分的证据证明苏X策指认张XX说法的真实性、至少是部分内容的真实性，是为“证据不足”。本案的证据不具备唯一性、排他性，根本无法形成证据链条。
三、在本案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张XX明知并帮助农XX运输毒品，构成运输毒品罪。
本案中，农XX将毒品用透明胶缠在左腿上，外面套有裤子，从外表根本不可能看出农XX藏毒。且根据农XX的供述，张XX在接到其后，其坐在后排位置上，到了南宁北湖菜市场，其就下车，与张XX分开，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张XX不可能发现其藏毒。
关于张XX知道毒品的事，仅有农XX的供述，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在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张XX贩卖毒品的情况下，同样不能认定张XX知道并帮助农XX运输毒品。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本案关于被告人张XX贩卖、运输毒品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张XX不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以上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辩护人：韦荣奎 陈红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