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有罪供述就一定有罪吗？涉嫌贩卖海洛因290克，一审判决无罪，公诉机关抗诉后又撤诉 ——梁XX贩卖毒品案
案情简介
2003年6月初，黎XX在宁明县明江镇菜市以每克220 元的价格向银XX购得毒品海洛因50克，其将购得的毒品给其儿子胡XX吸食和零包贩卖。胡XX将其中40克海洛因零包出售给胡老二等吸毒人员。同年6 月28 日，黎XX在宁明县那楠街向银XX购得海洛因50 克后，在返回海渊镇的途中，被公安机关人赃俱获。同年7 月1 日，黎XX带公安人员到其家将胡XX抓获。 2003年6月28日，孙XX在宁明县峙浪加油站以每克200元的价格向银XX购得海洛因100克，后在回家途中被公安机关抓获,其表示愿意协助公安机关抓捕银XX。2003年7月1日上午，孙XX与银XX联系交易毒品事宜后，银XX借用梁XX的摩托车,与黄XX驾车到峙浪加油站，欲与孙XX交易毒品时被抓获,被查获海洛因50 克。银XX被抓获后,供认其共贩卖毒品290克,均来源于梁XX，其系梁XX的马仔。公安机关根据银XX的揭发，将梁XX抓获。梁XX被抓获后,曾做过三次有罪供述。公诉机关以梁XX为第一被告人，银XX、孙XX、黎XX、胡XXX、为第二、三、四、五号被告人，指控其五人构成贩卖毒品罪。梁XX一、二审均委托韦荣奎律师为其辩护。
辩护思路
公诉机关认为：梁XX被抓获后曾做过三次有罪供述，且银XX亦供认其所贩毒品均来自梁XX，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梁XX是贩毒源头。辩护律师却认为：梁XX的有罪供述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因为其口供呈现出“公安机关极有可能是根据先抓获的银XX的供述情况，再使用逼供或指供的方法套取梁XX口供”的状态；其他主要证据之间不能相互印证，有些证据本身还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不可采信。本案是一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疑案，应认定梁XX无罪。
判决结果
一审法院采纳了律师的无罪辩护意见，判决梁XX无罪，而同案被告人银XX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孙XX有期徒刑15年，黎XX有期徒刑13年，胡XX有期徒刑10年。公诉机关不服一审法院对梁永付的无罪判决，向广西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二审时，公诉机关认为抗诉不当，又向区高院撤回抗诉，区高院准予撤回并作出裁定，梁XX无罪判决生效。
辩 护 词
梁XX贩毒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梁XX的辩护人。经过仔细阅卷，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梁XX贩卖毒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梁XX构成贩卖毒品罪。具体辩护意见如下：
一、被告人梁XX的有罪供述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
梁XX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确实做过三次有罪供述，但其后几次供述及一审庭审，梁XX都否认自己曾参与贩卖毒品。在被告人翻供的情况下，要认定有罪供述、无罪供述何者为真，就必须结合其他证据来考查。在被告人否认，但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然而，本案其他证据连“互相印证”这一起码标准都达不到，更不要说达到唯一性、排他性的严格证明标准（这方面将在后面两大点详述）。别的证据无法印证梁XX的有罪供述，公诉机关就只有死死抓住“梁XX的有罪供述”本身，意思是如果你是无辜的，你又怎么会做有罪供述呢？崇左市检察院在《刑事抗诉书》中强调梁XX做过三次有罪供述，且其供述与银XX的一致，而且“从被告人梁XX、银XX二人第一次供述的时间上看，梁XX供述在先，银XX供述在后，可以排除公安机关根据先抓获的银XX的供述情况使用逼供或指供的方法套取梁XX口供的可能”（第2页），这种说法确实言之有理，但实际情况是不是“梁XX的供述在先，银XX的供述在后”呢？我们来分析一下：
1、公诉机关所称的梁XX的三次有罪供述，就是梁XX的头三次笔录，这三份笔录都是2003年7月1日做的，银XX的第一份笔录也是同日做的，做梁XX第一份笔录的时间是“14时20分至15时56分”（案卷P147），做银XX第一份笔录的时间是“19时至20时10分”（案卷P133），表面上看，确实是梁的笔录在前，而银的笔录在后，但仔细审查，就会发现梁XX、银XX的前几份笔录、尤其是第一份笔录的取得，存在严重疑点：
①银XX第一份笔录的时间经过了涂改！开始时间“19时”是由“15时”涂改而来，结束时间的“20时”是由“16时”涂改而来，也就是说，在涂改前，银XX第一份笔录的时间是“15时至16时10分”（案卷P133）。
②梁XX7月1日当天就做了三份笔录，三份都是有罪供述，但这三份笔录中也竟然有2份笔录的时间经过了涂改！第二份笔录开始时间“16时”是由“15时”涂改而来，结束时间的“18时”是由“16时”涂改而来，也就是说，在涂改前，梁XX第二份笔录的时间是“15时20分至16时35分”（案卷P152）；第三份笔录开始时间“18时”是由“16时”涂改而来，结束时间的“19时”是由“17时”涂改而来，也就是说，在涂改前，梁XX第三份笔录的时间是“16时50分至17时30分”（案卷P142）；
2、刑事诉讼证据中最重要、最严肃的《询问笔录》、《讯问笔录》怎么能随便涂改呢？不但讯问的开始时间、结束时间都做了改动，而且一改就是三份（银XX的一份、梁XX第二、第三连续两份），这就不是“笔误”两个字所能解释的。参考改动前的时间，辩护人推测（列对比简表附后供参考），侦查机关对笔录的这种不正常改动可能是想掩饰以下问题：
①梁永付的第一份笔录时间为“14时20分至15时56分”（未涂改过，案卷P147），而在涂改前，银XX第一份笔录的时间是“15时至16时10分”（案卷P133），也就是说，二人做第一份笔录的时间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至少在“15时至15时56分”这个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段是重合的。
②在“15时至15时56分”这个时间段，侦查员林xx一边在宁明县城的禁毒大队办公室（案卷P133）询问银XX；同时还“分身”在宁明县爱店镇开发一区梁XX的家中询问梁XX（案卷P147）。
③上述两个明显的漏洞当然需要弥补，因此索性将银XX第一份笔录的开始时间改为晚上“19时”，同时将梁XX的第二、第三份笔录时间也顺次做调整，想以此掩饰对梁、银二人做第一次笔录几乎同时进行的事实；弥补同一侦查员、在同一时间、却分处两个不同的讯问地点、讯问两个不同的被告人的漏洞。所谓“欲盖弥彰”：通常当事一方竭力掩饰的东西，往往就是事情的真相，这一切都说明：很难说是梁XX的供述在先，还是银XX的供述在先（指侦查机关从其口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的时间）。
④而且，从一般的侦查常识来进行推理，本案几乎不可能是梁XX供述在先、而银XX的供述在后：
7月1日中午不到1点，被告人银XX搭乘黄XX的摩托车去与孙XX交易时被抓获，三人随即被带到宁明县城的禁毒大队办公室问话，孙XX的笔录是15时40分—16时15分做的，黄XX的笔录是16时20分—17时5分做的，但为什么同时被抓的、身上还有50克毒品的银XX的笔录，倒迟至晚上19点才开始做呢？按照一般的侦查常识和程序，肯定是先讯问被抓现行的犯罪嫌疑人，从其口中获取线索后再顺藤摸瓜，抓捕其余同案犯进行讯问。而本案的侦查机关却反其道行之，放着银XX这个现行犯不审，倒先去找不在现场、身处家中的梁XX问话。更奇怪的是，7月1日案是孙XX6月28日落网后，应公安机关要求设的“局”，但孙XX6月28日归案后的两份供述（6月28日一份（案卷P119）；6月30日一份（案卷P124））中，均没有只字提到梁XX；7月1日银XX被抓获，当天孙XX的笔录亦未提到梁XX（P126）；黄XX伟7月1日当天的笔录虽然提到梁XX，但一则其根本没有说梁是做什么的，二则对黄XX做笔录的开始时间是16时20分（P98），晚于对梁XX做第一份笔录的结束时间（15时56分）。也就是说，7月1日中午当场抓获了孙XX、黄XX、银XX三人，孙XX根本没有提到梁XX，黄XX还未被问话，而对梁XX的第一次问话就已经结束了，那么用“排除法”就可以得知，肯定是银XX先“供出”梁XX，否则，公安机关又如何怀疑到梁XX头上的呢？因此，说先审梁XX、才审银XX，是违背侦查常识、侦查逻辑的。
综上可见，无论是从案卷笔录被改动的蛛丝马迹，来分析公安机关欲掩盖的事实；还是从侦查常规、侦查逻辑的演进，来分析本案侦破过程中的反常之处，都不可能得出“梁XX供述在先，银XX供述在后”的结论。
5、换言之，以上分析说明本案只存在一种可能，即“银XX供述在先，梁XX的供述在后”。至少，谁先谁后是无法确认（因为主要证据——笔录的时间被有意涂改）。而无法确认二人供述的时间先后，则公诉机关抗诉所称的“从被告人梁XX、银XX二人第一次供述的时间上看，梁XX供述在先，银XX供述在后，可以排除公安机关根据先抓获的银XX的供述情况使用逼供或指供的方法套取梁XX口供的可能”的推论就不能成立。而且，在不能排除“银XX的供述在先、梁XX的供述在后”这一可能性的情况下，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辩护人倒同意按照公诉机关的逻辑进行反推理，即“从被告人梁XX、银XX二人第一次供述的时间上看，不能排除银XX供述在先，梁XX供述在后的可能性，如此就不能排除公安机关根据先抓获的银XX的供述情况使用逼供或指供的方法套取梁XX口供的可能”。
二、既然不能排除公安机关根据先抓获的银XX的供述情况，使用逼供或指供的方法套取梁XX口供的可能，也就不能排除公安机关根据先抓获的银XX的供述情况，使用逼供或指供的方法套取孙XX、黎XX等人口供的可能。从本案证据材料分析，这种可能性还极大。
1、如前所述，孙XX6月28日被抓后，当天及其后几天（6月30日、7月1日）的连续三份笔录，都未“供出”梁XX，而都是说自己是与银XX交易。直至10月29日，其笔录中才第一次出现“大头付”（即梁XX）的名字，其时距其被抓已长达4个月。她的记忆真是愈久愈清晰，在这次笔录中，像其与银XX交易时银XX曾电话联系梁XX征询对赊账的意见，这些细节也“慢慢从脑海浮现”，连当时自己怎么去接手机、又说了些什么话都记得一清二楚。但这么重要的细节，为什么其刚被抓的时候不说呢？（其从“不说”到“说”的疑点辩护人将在第三大点详述）。
2、黎XX的供述亦是如此。其刚被抓的几天，即6月28日、30日，也根本没有提到梁XX，更没有提到其与银XX交易时，银XX曾电话联系梁XX征询赊账的意见这个细节。她也是在10月29日的笔录中才第一次提到梁XX，还说其与银XX在明江、那楠交易的那两次，中途银XX都曾与梁XX电话联系是否给其赊账的事。至此，黎XX的口供也开始与银XX供述的有价值的部分相吻合。
3、从开始根本没提此人、到较长时间后又突然供出此人，上述这种情况往往有一定的指供、诱供嫌疑，即公安机关根据先抓获的银XX的供述情况，使用逼供或指供的方法套取孙XX、黎强等人口供。要排除这种嫌疑，就要考查银XX、孙XX、黎XX三人的口供本身、相互之间、以及别的旁证能否相互印证，如果不能，则本案证言这种“有价值的吻合”也毫无用处。但本案的证据并不能相互印证，辩护人将在下一大点详述。
三、本案的主要证据之间不能互相印证，有些证据本身还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不可采信。
公诉机关认为本案的证据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因为被告人的供述一致，“主要表现在被告人的供述中均提到黎XX、孙XX购买毒品时都是和银XX联系交易，没有与梁XX直接联系；在交易过程中遇到问题时，银XX都向梁XX请示后再继续进行交易，比如银XX、孙XX、黎XX的供述中均提到在交易毒品时，因为孙XX、黎XX带的钱不够，想赊帐，银XX就打电话请示梁XX后才给赊数。这个细节银XX、孙XX、黎XX的供述中可以相互印证。”（《抗诉书》第二页）。这种说法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余，公诉机关只抓住对其“有用”的细节，而不考虑供出这个“表面上一致”的细节的几个被告人，其口供除了在“交易中途银XX联系过梁XX”这一点外，有没有其他不一致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地方。因为，如果他们的口供中其他重要的细节都不相一致，而仅在某一点上呈现出“巧合”，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种“巧合”得来的正当性。而事实上，本案主要证据本身及其相互之间，都存在很多矛盾之处，根本不能相互印证：
（一）关于银XX在交易中途曾向梁XX电话“请示”的情节。
这也是公诉机关最为看重的情节，确实，本案的几个被告人都提到了这一点，但这个“相互吻合”的细节却经不起推敲：
1、如前所述，孙XX、黎XX在被捕之后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都根本没有提到梁XX，更未提到银XX在交易中途曾打电话向梁XX请示一节，为什么几个月以后却在如此细微的地方，与银XX的口供相吻合呢？这本身就值得怀疑。
2、当然，以前没在笔录里提到的事情，并不等于没有发生过，几个月后再提，也不能说就一定违背常理。但是，要从“根本没提此人”跳到几个月后突然提出此人，至少也应在“衔接”上做到天衣无缝，可惜公安机关未能“做到”，这表现在被告人的笔录中突然加入“打电话”的情节后，所反映出来的内容前后矛盾，比如黎XX关于此节的供述：黎XX几次供述都比较一致的地方是，其2003年共与银XX交易过二次，一次是6月初在明江菜市交易50克，另二次是6月28日在那楠乡那楠街交易50克。如前所述，黎XX刚被抓的几个月中根本没有提到梁XX，但到了2003年10月29日的笔录中，黎强第一次说明江、那楠这两次交易时，由于她的钱没带够，银XX都打过电话给梁XX问是否同意赊帐。黎XX之前未提“打电话”此节，固然可以辩说是因为她觉得无关紧要，后面才想起来。但是，既然银XX“中途打电话”是要向梁XX“请示”是否给黎XX赊帐，这就说明“在交易时银XX才知道黎XX的钱没带够，且其自己无法做主”，如果这个细节是前后一致的，那么后面黎XX才提到“打电话”一节，还算是不矛盾。但是，在黎XX的几份笔录中，“在交易时银XX才知道黎XX的钱没带够，且其自己无法做主”这个细节是前后不一致的：黎XX在2003年6月28日的笔录中说，6月初在明江菜市交易50克那次，是其数天前先打电话给银XX要货，定好50克货后，她就说“要50个货我没有那么多钱”，银XX说“那怎么行。”于是“我告诉他：‘等我卖得货后，就把钱给你。’他答应了，他跟我约定交易的地点在明江菜市”（案卷P111）。当天，黎、银二人均如约而至，他们一起搭乘一辆三轮摩托车，黎XX说：“在车上，我把八千元钱交给阿行，阿行则把用黑色塑料袋包装好的50克海洛因交给我，并对我说要尽快把剩下的钱还给他，我们就这样交易完了”（案卷P111）。也就是说“在交易前，黎XX在电话里就已经向银XX讲明自己的钱不够，而且是在银XX本人已经答应她赊帐后，他们才确定交易地点并于数天后进行交易的”。另外，黎XX说6月28日在那楠的那次交易，她也是在交易前就告诉了银XX自己的钱不够，银XX同意赊帐后，他们才去那楠街交易（案卷P109）。这些都和黎XX10月29日的笔录中所表现出来的“在交易时银XX才知道黎XX的钱没带够，且其自己无法做主”相矛盾，这充分说明“银XX中途打电话向梁XX请示赊帐”细节，是后来生硬的强加上去的，由于与黎XX证词存在实质上的不相容，因此显得相互矛盾、不可信。
3、最重要的是，本案除了被告人的笔录外，并没有其他证据支持“交易中途银XX打电话联系过梁XX”这一说法。按几个被告人的说法，银XX是用手机联系梁XX，而且孙XX还言之凿凿，说2003年6月28日在峙浪加油站与银XX交易100克那次，她要求赊帐，银XX就让她跟“大头付”说，然后“用其手机拨通‘大头付’的手机说：她刚有10000元，给其货吗？并伸手机给我，我便接要手机来说：你先暂给我先……等话”（见其2003年10月29日《讯问笔录》第2、3页）。既然是手机联系手机，那么证实的方法很简单：查查当事人当天的通话记录清单就完全清楚了。但是，本案当事人的通话记录清单证明不了“三次交易中途，银XX都打电话联系过梁XX”这个情节：
①2003年6月初，银XX与黎XX在明江菜市交易50克。虽然二人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但都确认是6月初，但经查银XX6月1日至6月10日的《通话详单》，均没有其与梁XX手机的通话记录。
②2003年6月28日，银XX与黎XX在那楠乡那楠街交易50克。银XX的《通话详单》也没有该天其与梁XX手机的通话记录。
③2003年6月28日，银XX与孙XX在峙浪加油站交易100克。同上，银XX《通话详单》也没有该天其与梁XX手机的通话记录，真不知孙XX所说的“银XX用其手机拨通‘大头付’的手机”这种说法从何而来。
4、公诉机关强调在交易中途，孙XX还曾接过银XX的手机，请求梁XX赊数给她这一细节，无非是想强化“梁XX参与其中”，辩护人完全“理解”公诉机关的“苦衷”：强调此节实际上正是因为证据还不足，因为梁XX未被抓现行，如此则单有银XX的单方面指认还不行，必须再加上孙XX、黎XX的旁证；—→但孙XX、黎XX均未与梁XX直接联系交易，其二人甚至不认识梁，那就必须加上“交易中途银XX打电话给梁XX请示”这个情节—→但光说银XX打电话还不行，因为通话的另一方是不好证明的，这就还需要孙XX“亲自”与梁XX通过话，这样就能证明梁XX是“幕后主谋”。以上就是公诉机关推论梁XX有罪的逻辑链。因此，无论如何，“交易中途银XX都打过电话向梁XX请示”这个细节、以及与这个细节有关的内容都必须“呈现出来”。然而，事实胜于雄辩，既然供述人说是手机联系手机，但实际上通话记录却无法证实这一点，则所谓“电话请示梁XX”纯属子虚乌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公诉机关想以此证明梁XX参与贩毒也就完全站不住脚了。
（二）几个被告人供述在重要细节上相互矛盾。
1、银XX坚称孙XX、黎XX二人认识梁XX：
①是梁XX介绍孙XX、黎XX二人与自己认识的（见其2003年12月26日《讯问笔录》第1页）；
②孙XX、黎XX二人去过梁XX家，他就是在梁家认识孙、黎二人的（见其2003年12月26日《讯问笔录》第2页）；
③2003年6月初，黎XX去找梁XX联系毒品，银XX也在场，梁XX就让银XX留手机号码给黎XX，以后银XX就开始与黎XX电话联系交易（案卷P134，见其2003年7月1日《询问笔录》）。也就是说，银XX是2003年6月初以后才认识黎XX，也是从这以后才与她有电话联系的。
2、黎XX称不认识梁XX：
①黎XX之前根本未提到梁XX，后来问她是否认识梁XX，她也说不认识（见其2003年10月29日《讯问笔录》第2页）；不认识梁XX，就更别提去过他家了。
②黎XX与银XX实际上是“老相识”了。黎XX说其1998年就与银XX认识，“当时我在爱店那里做药材生意，阿行也在爱店做药材生意，所以我们就认识了”（案卷P110，见其2003年6月28日《询问笔录》），而且其多次笔录均显示，1998年黎XX就向银XX购买过10克海洛因（案卷P105、P110、P115）。
3、孙XX后来虽然称见过梁XX一面，但这种说法如果成立，则实际上导致“她与银XX是如何认识的”前后矛盾：
①孙XX先是说银XX“是北江乡倍明村驮北的阿强介绍我认识的，是阿强给我阿衡手机号的”（案卷P122，见其2003年6月28日《询问笔录》），根本没有提到梁XX。
②后来改口说：阿强说认识爱店镇的“大头付”，可以帮找货，后来梁XX与银XX来到海渊街，就认识了，梁还说有什么事就与银联系，银XX就给了她电话号码（见其2003年10月29日《讯问笔录》第2页）。
③但是，孙XX称其只见过梁XX一面，且一再表示她没有去过梁XX家（见其2003年10月29日《讯问笔录》第3页、2003年12月26日《讯问笔录》第2页）。
4、银XX一方与孙XX、黎XX一方肯定有一方说谎：
从上可见，银XX坚持说孙XX、黎XX与梁XX熟识，还去过梁XX家，且自己就是2003年才通过梁XX介绍认识其二人的；但孙XX、黎XX却否认认识梁XX，更否认去过梁XX家，且黎XX与银XX1998年就相识，孙XX则是阿强介绍认识的银XX。这些说法完全相反，则这两方肯定有一方在说谎：
①“银XX说真话，孙XX、黎XX二人说假话”的可能性极小。因为如孙XX、黎XX二人说谎，其目的是什么呢？唯一的合理解释是“为掩护梁，不供出他”，但孙XX、黎XX二人既然连“交易中途梁XX接电话同意其赊帐”这一节都说了，就已经把梁XX牵扯进来，再否认之前认识梁、去过梁家便毫无意义。因此孙XX、黎XX不太可能说谎。
②既然孙XX、黎XX不太可能说谎，则必然得出银XX很有可能说谎的结论：其早在1998年就卖过毒品给黎XX，而梁XX1999年6月10才刑满释放。这一方面说明银与黎早就相识，而不是他所说的2003年6月才通过梁XX认识；另一方面说明银XX是贩卖毒品的惯犯，而不是他所说的是梁XX见他无事做才叫他帮卖毒品的。当然，也有可能是黎XX在说谎，即“她确实是2003年6月才通过梁XX认识银XX”，但辩护人认为黎XX在“何时、如何认识银XX”这一点上没有必要、也不太可能说谎，因为：一则，如前所述，此时黎XX已经没有必要为梁XX“打掩护”，也就没有必要在一些细节上编织谎言；二则，黎XX如果主动“编造”其在1998年向银XX购买了10克毒品的事实，对其并无任何好处，因为此事查实的话只会加重自己的罪行；且其此次被抓已有100克的数量在身，再只加上区区10克无甚意义，如果是为求立功，不如索性再加多几十克。因此从心理学上分析，辩护人认为黎XX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说谎；三则，本案证据材料（银XX的《通话详单》）显示，2003年5月1日，黎XX的手机就与银XX的手机通过话！这更说明了银XX根本不是“2003年6月初才认识黎XX，然后留了手机号码给黎强后，此后二人才有电话联系”的，银XX根本是在说谎。相反，2003年5月1日二人通话的记录，却印证了黎XX说法的真实性：她说2003年3月份起，她一直想跟银XX购买海洛因，但打手机一直没联系上，“直到5月份，我才跟阿衡联系上，阿衡说，现在是‘非典’时期，越南那边的货（指海洛因）出不来，如果你想要，等‘非典’过去后再说吧。”6月初，她才又联系了银XX。
5、银XX最有可能说谎：
上述对比、分析，都反证出一个事实，即：银XX在说谎。其说谎的目的很明显：一方面，是企图掩盖其早就认识黎XX等人、并长期从事贩毒活动的事实；另一方面；就是力图构建一个“①梁XX与孙XX、黎XX二人熟识—→②自己没事做，梁XX叫帮卖毒品，并介绍自己与孙XX、黎XX认识，还要其留手机号码供二人联系交易—→③自己在交易时碰到孙XX、黎XX要赊数之类的大事，自己均无法做主，需“请示”过梁XX才能确定—→④以上诸多方面均说明梁XX是贩毒的主犯、银XX为从犯”的逻辑链，从而将罪责全推到梁XX身上，至少可以制造出自己是被梁XX拖下水、梁是主犯自己是从犯的假象，以减轻罪责；且其如果说谎成功，则梁XX至少会被判无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则其可算得上有重大立功表现。
银XX的如意算盘打得倒是精巧，但事实胜于雄辩，没有旁证支持，再完美的谎言也会露出破绽。大量事实证明银XX企图建立的上述逻辑链，在每一个环节都缺乏确凿的证据的支持，有的所谓证据（口供）甚至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剥茧抽丝后，可以还原出本案的事实：①梁XX不认识孙XX、黎XX二人，孙、黎二人亦未去过梁家；②银XX却与孙XX、黎XX二人熟识，且其早在1998年（其时梁XX尚在狱中服刑）就卖过毒品给黎XX，而根本不是2003年6月才与之认识并有联系；③所谓自己“交易过程中曾电话请示过梁XX”一节，查无实据。上述关键情节银XX都在说谎，则其用谎言构筑起来的逻辑链不能成立；这一逻辑链不成立，就不能证明梁XX是贩卖毒品的共犯。
（三）银XX的供述不实，不足采信。
1、除了在“自己认识孙XX、黎XX二人、梁XX则不认识她们，她们也没有去过梁家”、“自己交易中途并未打过电话给梁XX”等等这些方面说谎外，银XX自己的笔录本身还有一些前后矛盾之处，这更加印证其惯于说谎的本性，比如其前几份笔录说是290克毒品全部是梁XX保管，他每次去卖之前再去梁家拿；但可能后来见与梁XX的供述不符，且黄XX证实其去峙浪加油站与孙XX交易前，曾回了自家一趟，就改口说290克毒品全部是自己保管（见其2003年8月5日《讯问笔录》）。其口供的飘忽不定、甚至是“见风使舵”，由此可见一斑。
2、实际上，本案中能够直接指认梁XX参与贩毒的，只有银XX的供述。孙XX、黎XX均未与梁永付直接联系交易，其二人甚至不认识梁。虽然孙X、黎XX后来称有中途打电话给梁XX之事，但如前所述，通话记录已证实她们所言不实：当日银、梁手机并未通话；而且退一步而言，即使银XX当时确实曾打过电话给某人，公诉机关又如何确定这个“某人”就是梁XX呢？只有银XX说电话中人是梁XX，孙XX、黎XX并不确知；即使孙XX称其听得出梁XX的声音也不足为凭：日常生活中，我们熟识之人，乍一通电话还未必能反应过来是谁，而她说只见过梁XX一面，仅有一面之缘的人，怎么就将其声音记得那么真切，从而能“咬定”就是他呢？
3、大量事实说明，银XX的供述有很大的虚假成份。如果银XX的笔录中有部分为假，则不能排除其他部分也有假的可能性，在没有抓到梁XX现行、又没有其他确凿旁证（相反，旁证反而与银建衡的口供不符）证实的情况下，公诉机关凭什么来认定银XX供述的哪一部分是真实的？哪一部分是虚假的呢？况且，如果银的供述有真有假，那么并非完全真实的供述又如何能够作为定案的证据呢？因此，辩护人认为，银XX的供述不能采信。
综上所述，与公诉机关的“证据能相互印证”的观点相反，辩护人认为本案的主要证据连自圆其说都无法做到，更遑论“互相印证”了：银XX、孙XX、黎XX的供述有指供、诱供嫌疑；且他们的笔录在重要细节上并不一致，有的甚至截然相反；物证（《通话详单》）不能佐证口供的关键内容。实际上，本案的所有证据主要是为证明银XX供述的真实性服务的，因为他是唯一与梁XX发生直接联系的人。因此，动摇了银XX笔录的真实性，其笔录就不能作为认定梁有罪的证据，是为“事实不清”；缺乏充分的证据证明银XX指认梁XX说法的真实性、至少是部分内容的真实性，是为“证据不足”。如此漏洞百出、苍白乏力的证据材料如能定案，则刑事诉讼中“疑罪从无“的基本原则岂非形同虚设？
以上意见，供合议庭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