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死刑到无罪，“疑罪从无”的经典案例——黄XX贩卖毒品案
案情简介
2001年11月30日晚，陈XX在宾阳县向他人购得毒品海洛因四块，其与黄XX联系后，于2001年12月3日下午4时许，携带四块毒品海洛因从南宁乘坐其侄女陈X的出租车前往宁明县。当晚7时许，当车行驶到宁明驻军空军加油站附近叉路口时，被公安人员拦截，当场从陈XX身上缴获毒品海洛因四块，净重688.5克。陈XX指称，该四块毒品是准备卖给黄XX的。当晚10时许，公安人员在宁明县江滨大道水厂门口附近，将前来与陈康寿会面的黄XX抓获。
公诉机关认为黄XX、陈XX构成贩卖毒品罪，遂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判决黄XX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黄XX委托韦荣奎律师提起了上诉。
辩护思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相关司法解释以及区域司法实务，贩卖海洛因688.5克，又无自首、立功、从犯等任何从轻或减轻刑罚的量刑情节，必死无疑。如果公诉机关的指控证据扎实，辩护人也是回天乏术。
但本案的证据就是做得不扎实，无论是“质”还是“量”，都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不能排除合理怀疑：1、缺乏必要的直接证据证实黄XX实施了贩毒行为, 黄XX从未做过有罪供述。2、间接证据中，从黄XX家中搜出的59000元与购买本案的海洛因所需金额差距很大，且不能排除该款有其他用途；虽有两被告人进行过通话的清单，但无法证实通话的内容，不能排除正常联系的可能；证人陈X只能证实两被告人以前见过面，但不能证明二人因何见面，且其证言存在前后矛盾之处；证人李XX的证言前后矛盾。故本案不能仅凭陈XX这个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就认定黄XX参与贩毒。由于上述证据对于“黄XX是否是购买毒品的人”这个问题，不能给出唯一的答案。本案就此形成一个典型的“疑案”，疑罪应当从无，而不是从轻。确定了本案系疑案的辩护思路后，辩护人重点从证据入手，抓疑点、找漏洞，条分缕析的打掉公诉机关的一个个指控证据，将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状况完全凸显出来。一审法院判处黄XX死缓，实际上已是确信本案是疑案，但取了“疑罪从轻”，留黄XX一条命。但这种司法价值取向是错误的，法定的原则，不允许法官自由裁量，给出貌似稳妥的“中立观点”。针对一审判决的这种态度，辩护人在二审辩护中，强化了对“疑罪从无”原则的法理论述，指出在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之间，不能存在中间地带，只能非此即彼。虽然在这个原则下，可能放纵有罪，但如果不按照这个原则办案，就可能甚至必然冤枉无辜。
法院判决结果
二审法院最终采纳了韦荣奎律师“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无罪辩护观点，改判黄XX无罪释放！
辩 护 词
黄XX贩毒案二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黄XX的二审辩护人。辩护人经过一审的法庭审理，并详细的分析案卷材料，同意一审法院关于黄XX1999年在钦州、合浦贩卖毒品121.1克证据不足，不予认定的判决；但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XX2001年12月3日参与贩卖毒品688.5克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所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一审判决仅凭现有证据认定黄XX有罪，判处其死刑缓刑两年执行，不符合我国刑事法律“疑罪从无”的原则。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黄XX无罪。具体辩护意见如下：
一、本案缺乏必要的直接证据证明黄XX实施了贩卖毒品的犯罪行为。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黄XX就是将要收购陈XX携带的688.5克海洛因的人，因此其构成贩卖毒品罪。辩护人认为这一指控缺乏直接证据支持：
1、没有黄XX与陈XX通话内容的原始记录，比如录音资料等。无法证实黄XX与陈XX商谈的就是毒品交易。
2、没有人赃并获。警方并不是在陈XX与黄XX进行毒品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时，把黄XX抓住的；而是带同案被告人陈XX到宁明县江滨大道水厂门口附近，按照陈XX的指认，直接将在该处的黄XX抓获；在这之前，陈XX和黄XX并没有面对面的接触，更没有进行过与毒品相关的交谈、交易。而且在警方抓住黄XX时，其身上只有630元现金，并未携带有巨额的“毒资”。
3、被告人黄XX始终不承认自己参与贩毒。他说自己出来是散步，并与老朋友陈XX见面饮茶。
二、支持公诉机关指控的、并为一审判决所认定的证据，几乎全部是间接证据。而这些间接证据既不够确凿，也不具备唯一性、排他性，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因此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一）以间接证据定案并非不可以，但在全部以间接证据定案的情况下，就必须慎之又慎，除了每个证据材料均须经过查证属实；证据和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客观内在联系性之外，还要求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情之间的矛盾，都得到了合理的排除；形成的证据体系所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他的，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可能性。而本案的间接证据达不到这个标准。
1、在黄XX家搜出59000元，并不表明该款就是其用于购买海洛因的毒资。
①有证据证实，该款是黄XX向其妻苏XX的妹妹苏X英借来准备做生意的，并打有5万元的借条。详见苏XX2001年12月27日的《讯问笔录》（P59）、黄XX2001年12月3日23时的《询问笔录》（P140）、2001年12月4日的《询问笔录》（P141---143）（P143）、苏X英2001年12月12日的《询问笔录》（P68）。
②如果说是毒资，59000元的数额也远远不够。据陈XX供述：“我自己计算682克海洛因共需毒资13万元左右。黄XX在电话中讲他已经准备好毒资，来到就交易”（见其2001年12月11日的《讯问笔录》，案卷P117）；陈XX在2002年1月28日的《讯问笔录》中还说“当时我怕黄XX没有那么多毒资，催他筹足毒资。黄XX在电话里说让我放心，他已准备了九至十万元，至少都有十万元。……我当晚心中确信黄XX已筹足9万元左右，于是就送毒品海洛因来宁明”（案卷P135）。59000元与购买近700克海洛因所必需的十多万元相去甚远。如果按照陈XX的说法，他曾与黄XX交易过多次，每次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按他们之间形成的这一交易惯例，就算是黄XX不想携带这么多的现金，想带陈XX到家里再交钱，那他家里也只有一半的“毒资”，陈XX又如何愿意与其交易呢？
③因此，“黄XX家中有59000元”这个证据本身，其所说明的问题至少具备两种可能性：“用做毒资”是一种，“居民家中正常的备用款”也是其中的一种，目前，公诉机关的材料未能将这后一种可能性合理排除。
2、电话通讯清单只能证明在什么时间、哪两部电话在进行通话；并不能证明通话的具体内容。证明不了通话的具体内容，就不能排除通话人之间是在进行正常联系的可能性。因此电话通讯清单本身也不具备排他性。
3、陈X的证词也只能证实两被告人以前曾见过四、五次面，既不能证明他们以前做过什么，也不能证明他们这次见面要做什么。而且陈X的证词存在前后矛盾、不可尽信之处，不能排除其中有侦查机关诱供的成份在内，因此其证词本身可信度较低。
①公诉机关的逻辑是这样的：陈XX以前多次由陈X搭载，到宁明去见黄XX；这次又是陈X搭载他去宁明，又要见黄XX，他们之间又有电话联系，而这次陈XX身上被搜出毒品，他又说毒品是要卖给黄XX的，虽然没有抓到现行，但可以推导出黄XX就是要买毒品的人。
②公诉机关的上述推导比较合理的；但合理的推导并不一定是唯一的、完全正确的结论。同样的事实，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结论：以前黄XX与陈XX是正常的见面，这次也不例外；而这次陈XX是第一次带毒品，他准备拿给凭祥或宁明的某人；他与黄XX联系，只想是卖毒品给别人后再与黄XX见面，或者见了黄XX之后再拿毒品给别人，但黄XX并不是毒品的买主；由于陈XX半路被抓，正好此时黄XX又与其联系，于是陈XX便指认黄XX，诬告其就是毒品的买主；此时陈XX是在公安机关的监控下与黄XX通电话的，公安机关又没有原始的通话记录，因此不排除公安机关破案心切，让陈XX马上约定与黄XX见面的时间与地点；而黄XX在电话里约定的地点出现后，公安机关即将其抓获。
③上述辩护人提出的这个推论，也是较为合理的，因为：首先，公诉机关不能查实以前黄XX与陈XX进行过毒品交易，那么陈XX这次带了毒品，很可能另有买主；其次，陈XX与黄XX是老友，完全可能想在与别人交易完后，顺便看望黄XX，于是他提前跟黄XX说自己要来；而黄XX见其久不到，就打电话询问，比如说问一些“来不来一起吃饭”、“什么时候才到”之类的话；而陈XX被抓之后立功心切，就把黄XX拉来垫背。这些都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陈X的证词所证明的问题，并不只有唯一的答案。
④况且陈X的证词不可尽信。陈X刚被拘留时所做的两次笔录都没有完全说实话，其先是谎称自己叫陈洁，又说她之前并不认识陈XX，而且陈XX是要坐她的车去凭祥（见其2001年12月3日的《询问笔录》，案卷P87）。两天后她承认陈XX曾坐过她的车四、五次，每次陈XX都是到了宁明城中灯塔附近下车，叫她自己去吃饭，陈XX自己去办事完后再来找她坐车回去（见其2001年12月5日的《询问笔录》，案卷P91）。后来终于改口承认自己叫陈X，是陈XX的侄女，随后的几份笔录也就开始慢慢的和陈XX的供述“吻合”：比如2001年12月27日陈XX说，是陈X几次用车送他到桥头或黄XX家门口的（见其2001年12月27日的《询问笔录》）；于是陈X的证词也起了变化，她不再说陈XX是在宁明城中下车、然后他自己去办事了，而是也说自己有四次“亲自开车过宁明桥头后向右转弯到一栋三层楼对面停车”，还看见有一个50多岁男子在等陈XX（见其2001年12月31日的《询问笔录》，案卷P95、96）。随着侦查的深入，看来仅仅到过桥头、江滨还不行，太间接了，但这次又是半路被抓，陈X还没有见到黄XX，怎么办？那就必须以前的几次曾见过黄XX才行。于是，陈XX进一步说，以前还曾带黄XX与陈X见面，介绍他们认识，还让陈X叫黄XX“黄叔”（见其2002年2月2日自书的交待材料第10页）），接着陈X的笔录里也就出现了完全相同的内容：陈X又“进一步认识”了这个自己曾叫过“黄叔”的人（见其2002年7月18日的《询问笔录》，案卷P3）（案卷中陈X整个2002年只做过这份《询问笔录》）。这也为以后的陈X做所谓“辨认笔录”，认出黄XX打下了基础。但据黄XX本人说，他根本不认识陈X，与她第一次见面是案发当晚他被抓后，和陈X一起被关在同一个羁押室里长达19个小时，他才和陈X互相介绍，认识了对方。综上可见，陈X的证词本身可信度较低：她既然对毒品之事一无所知，为什么之前不敢承认陈XX是她叔叔？如果说她是因为看到陈XX身上搜出毒品被抓，心里害怕被牵连，就否认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这情有可原。但根据心理学分析，紧急情况下人会本能的对对自己最有利害关系、最敏感的部分作出虚假的表述，但对其余细节部分，至少在当时的情况下看、表面上还无关紧要的细节部分，是不会说谎的，因为她还不清楚全部的情况、也还来不及细想。由此分析，辩护人认为，陈X在被抓当晚（12月3日）所做的笔录中，不承认与陈XX的亲戚关系，确实是在说谎（已被证实）；但其所说的是“拉陈XX去凭祥”则很可能说的是实话。如果陈XX此行的目的地是凭祥，则收购毒品的就另有其人，而不是黄XX。退一万步来说，如果陈X是个说谎的老手，或者陈XX上车时就交代她万一被抓就说是去凭祥，那像陈X这种早有预谋要说谎的人又如何能够相信呢？公诉机关凭什么认定她以后的笔录就全部说的是实话呢？（像黄XX家的小楼只有二层，陈X却说有三层，细节部分根本经不起推敲）。陈X后面的几份笔录，除了“她是陈XX的侄女”这一节能被查证属实外，其余的内容不过是与陈XX所讲的“吻合”，而被一审法院认为是“实话”，予以采信。但陈X的这种“实话”都是步步紧跟陈XX供述出来的内容，又怎么能排除侦查机关诱供的嫌疑呢？因此，辩护人认为，陈X的证词不可信。
4、陈XX妻子李XX的证词也是间接证据，而且也有前后矛盾、不可信任之处：
①她既然未亲身参与陈XX、黄XX之间的交往，也就无法确知其二人往来的具体内容。
②虽然李XX与苏XX在案发当晚确实有过电话联系，但她们通话的具体内容却无从证实。由于黄XX、苏XX夫妇的女儿黄X妮借住在陈XX、李XX夫妇家，当晚苏XX得知黄XX、陈XX被警方抓走，就打电话告诉自己的女儿、以及陈XX的妻子李XX这一情况，也完全符合人之常情。“打电话”本身不能证明“贩毒”的事实。
③只有双方通电话的具体内容，才可能间接的证明一些与“毒品交易”有关的细节。但对于电话的具体内容，通话的双方（李XX和苏XX）所说的完全不一样。李XX称黄XX的妻子苏XX打电话给她，说准备给陈XX的5万多元被警方搜走云云。而苏XX根本不承认自己说过上述内容的话。公诉机关抓住“苏XX打过电话”这个细节，认为再和李XX所说的相印证，就能证实黄XX家里的59000元就是用来买毒品的毒资。但辩护人认为，这仅是李XX的一面之词，苏XX既然予以否认，那么李XX的说法就只是一个孤证。孤证不能定案，由于“当晚苏XX与李XX通电话的具体内容”是本案的关键事实之一，因此一审法院将孤证作为确定案件关键事实的证据，是极为不妥的。
④一审法院可能认为，苏XX是黄XX的妻子，为开脱丈夫的罪责，自然不会承认自己说过的、不利于黄X寿的话，所以苏XX的话是不可信的，李XX的话则是可信的。但辩护人认为，换一个角度看：李XX则是陈XX的妻子，她为了“帮助”丈夫“立功”，减轻丈夫的罪责，也完全有可能说谎。辩护人注意到，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还为陈XX和李XX的“沟通”提供便利：2001年12月30日在对李XX做《询问笔录》（案卷P81—83）时，侦查人员的第一句问话就是：“今天下午我们公安人员让你接见了你的丈夫陈XX，你现在还有什么情况要向我们反映？”于是，见过了陈XX的李XX，当天在公安机关做了两份《询问笔录》（另有一份也是12月30日的，在案卷P78—80），将一些之前可能“忘记”了的情况向侦查人员做了反映，比如陈XX刚向公安机关交代的毒品来源于廖XX（P81）、陈XX出门时说是从廖XX处要了货、要拿去给黄XX（P80）、苏XX打电话说准备给陈XX的钱被搜走（P80、82）等等问题。辩护人认为，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让可能证明案件关键事实的、而且又是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的关键证人，与犯罪嫌疑人会面交谈然后取证的行为，既违反了法定程序，又为双方串供提供了机会，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诱供行为！因此，以这种非法手段取得的李XX的证词，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
⑤而且李XX的几次陈述，除了“循序渐进”，慢慢的与陈XX的供述相“吻合”外，还存在前后矛盾的问题。比如刚开始她说她不知道陈XX去干什么，“他去干什么也没有告诉过我，上午他一直在家，至下午4时左右我去买菜回来后，就不见他了”（见其2001年12月4日的《询问笔录》，案卷P74），12月30日见过陈XX后，又改口称陈XX出门时她在家，而且陈XX还说是从廖XX处要了货、要拿去给黄XX云云（P80）。撇开李XX在与陈XX“沟通”后改口的可能性不谈，这种前后矛盾的证词本身，可信度就极低，辩护人认为不能采信。
三、能直接指认黄XX的只有陈XX，但仅凭其一人的供述就将黄X寿定罪，显然证据不足：
1、陈XX系同案被告人。其“揭发”黄XX，对其定罪量刑有重大利害关系。因此陈XX的供述不可一味采信。
2、陈XX称毒品从廖XX手中买来的，但廖XX始终不承认，公诉机关的起诉书亦未做认定。而公诉机关既然将陈XX的供述作为定案证据，那么按其供述来推导，只应当有两种可能性：
①如果说陈XX的供述可信，那么廖XX也是贩毒嫌疑人，也应当对其提起公诉；
②如果说陈XX的供述虽然可信，但只有其一人供述、而廖XX不承认，又没有直接证据，所以证据不足，不能起诉廖XX。那么黄XX的情况与廖XX是十分相似的：黄XX也不承认，也只有陈XX一人的供述，没有别的直接证据，也应该说是证据不足，不应起诉。（陈XX指认廖XX，也有电话通讯清单、李XX的证词这些间接证据支持）。
以上两种可能性说明：在只有陈XX口供，其供述既指认了毒品从何而来（源头）、又指认了毒品从何而去（去向）的情况下，公诉机关要么全部采信，要么全部不采信，二者必居其一。也就是说，要么黄XX、廖XX两人全部指控、要么两人全部不指控。而现在公诉机关没有起诉廖XX，而只起诉了黄XX，未免欠缺说服力。除非公诉机关认为：陈XX的供述不可全信，具体的说就是：陈XX说毒品来源是廖XX，这是不可信的；而陈XX说毒品买主是黄XX，这是可信的。但如前所述，辩护人认为，在没有人赃并获、间接证据又证明力不足的情况下，凭什么来认定陈XX供述的哪一部分是真实的？哪一部分是虚假的呢？而且，如果陈XX的供述有真有假，那么并非完全真实的供述又如何能够作为定案的证据呢？
四、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4月4日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0]42号，以下简称“《纪要》”）中谈到一些缺乏证据的毒品犯罪案件时指出：“仅凭被告人口供依法不能定案。只有当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因此，本案的同案被告人陈XX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证据。
五、本案应当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判决被告人黄X寿无罪。
“疑罪从无”是我国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之一，《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所谓证据不足，就是意味着拥有一定证据支持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犯罪指控，但已有的证据在质和量上达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据标准，造成既难证实犯罪，又难以澄清事实，排除犯罪嫌疑，这就是“疑案”或叫做“疑罪”。遇到疑罪，应当在定罪量刑上作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本案就是一个典型的“疑案”：
1、任何一个案件，完全再现案件发生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只能用现有的证据材料组合一个证据体系，来推测当时的情况。现在公诉机关的证据体系是形成了，但根据这一证据体系所能推导出来的结论却不是唯一的。如前所述，组成证据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有不同的可能性，而公诉机关未能将辩护人主张的可能性，用确凿的、充足的证据予以合理排除，而且有的环节，比如陈X、李XX的证词，还不一定完全属实。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所有环节组成的证据体系（证据链条）既可以推出黄XX可能有罪的结论，也可以推出黄X寿无罪的结论。
2、公诉机关的“有罪”分析，按照常理，按照正常的逻辑关系，作为一般的辩论而不是法庭上的辩论，这种分析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但从定罪原则的角度考虑，这种分析却不一定正确。定罪原则要求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以法律规定的证据为基础，当一种可能性不能被排除时，即使存在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合理性，也不能将其作为定案的依据。从定罪的原则考虑，如果辩护人提出的问题根本就不可能发生，那么我们的主张就没有合理性。然而且不说实际上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就是从分析上看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因此公诉人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就没有排他性。
3、碰到本案这种情况，定案的标准实际上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宁可从一种合理性的角度来认定被告人有罪，可能冤枉了他；还是宁可不定，可能放纵了他？实际上本案中公诉人和辩护人谁也不能说自己是肯定正确的，那么法院定案的关键就是价值取向的问题。如果本着宁肯错判也不能放纵的原则，对于可能性的理解就会十分狭窄，容易把可能性理解为必然性。如果本着宁肯放纵也不错判的原则，结果则会相反。根据当代国际社会通行的原则和我国司法中的实际情况，应采取后一种态度，一定不能把作为质疑理由的可能性理解为必然性，否则就很容易导致有罪推定的结果。在两种可能性并存的情况下，辩护人认为，断案的价值取向只能是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疑罪从无”，而不应当是“疑罪从轻”，刑事诉讼法中已经确定了无罪推定的原则。在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之间，不能存在中间地带，只能非此即彼。虽然在这个原则下，可能放纵有罪，但如果不按照这个原则办案，就可能甚至必然冤枉无辜。
4、无罪推定原则体现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主要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一律由起诉一方承担，这一责任是不可转移的；检察官证明被告人有罪，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否则不能推翻无罪推定，原来的“无罪推定”也就会转化为“无罪的判定”；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者无罪的责任，而享有辩护的权利，在其罪行得不到证明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在质证问题上肯定是辩方优于控方。只要辩方破除了控方的证据链，那么辩方提出的怀疑就是合理的。相反，如果控方的证据很扎实，辩方就不可能攻破。
5、本案中，公安机关的的证据就是做得不扎实，如果凭这些不扎实的证据也能定案的话，那扎实的证据又有什么用呢？像本案这种情况，如果陈XX是买主，其指认黄XX就是卖毒品给他的人，那么由于买卖交易已经完成，其指认还有一些可信度；与其他间接证据能相互联系起来的话，则可以认定黄XX有罪。但现在的问题是，陈XX是卖家，他要把毒品卖给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无论如何，这个交易行为都没有发生。按照现有的证据，即使黄XX就是要买毒品的人，也不能排除以下两种情况的发生：
①首先不能排除犯罪中止的情况，比如买主凑不够钱，或者突然警醒，觉得买这么多毒品一旦被抓就是死罪，决定不做这笔交易了，他与卖家见面就是要说明这个情况：即他决定不买。那么这种情形在法律上叫“犯罪中止”。如果是犯罪中止，则又是另外一种量刑方法。那么本案中，即使黄XX就是要买毒品的人，按现有的证据，能够排除“犯罪中止”的情形吗？根本不能！即使把所有的间接证据都做实，甚至黄XX都承认以前与陈XX有多次毒品交易，也不能排除其自觉、自动的犯罪中止的可能性。究其根本原因，就是警方未能取得直接证据，比如在陈XX被抓获后，与黄X寿通话，警方获得了录音资料，黄XX在通话中表示了继续交易的意向。这样的录音资料就是关键的直接证据之一，但警方没有取得。
②其次，不能排除犯罪未遂的可能性。即使有了上面说的“录音”这个直接证据，在随后的行动中，警方行动的细致周密与否，仍然决定着对黄XX定罪的两种可能：第一个可能是最理想的状态，即随后在约定的地点，黄XX出现，警方让陈XX与其单独见面，并在其身上装有秘密录音装置，黄XX见面后说毒品带来没有，然后说去他家给钱之类的话，这时可以认定双方已经发生交易，这样就获得了另一个关键的直接证据。警方此时抓黄XX，就可以完美的将其定罪；第二个可能是像本案这样，不让陈与黄实际见面，而是黄XX一在约定地点出现就抓住他，此时虽然证据不够完美，但由于已经有了黄表示到某处交易的录音资料，黄XX又随即在约定地点出现，则可以基本排除犯罪中止的可能，此时抓他，虽然还是未能人赃并获，但至少可能认定为犯罪未遂。
由上可见，本案中侦查机关的取证工作根本没有做扎实。为什么我们国家对大多数的刑事案件都要求要人赃并获？因为只有人赃并获才能取得犯罪的第一手的、原始的、直接的证据，才容易将案件办成“铁案”。按照现在这种情况，最起码说要定黄XX“购买毒品既遂”是不可能的。刑法理论中将犯罪既遂的实现形态，按“行为犯”、“结果犯”、“危险犯”来划分，其中“行为犯”是以实施某种行为，作为犯罪是否完成的标志；实施了这种行为，就标志这类犯罪的全部犯罪构成要件已经齐备。毒品犯罪无疑是“行为犯”，只有实施了制造、运输、购买、贩卖等行为才能构成犯罪。那么现在“买”和“卖”的交易行为都还没有发生，又怎么能定黄XX贩毒的罪名成立呢？案件能否做成“铁案”，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看在这一犯罪中，犯罪行为是否能够不被重复评价，即同一行为只能做一个定性处理。而对于黄XX在本案中的“行为”，是定“犯罪既遂”？是定“犯罪未遂”？是定“犯罪中止”？还是定“证据不足、罪名不成立”？凭什么、怎样定？这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造成这些问题无法解决，根源就在于本案的证据不确凿、不充分，是个明显的“疑案”。黄XX的“行为”得不到准确的、唯一的评价，也就是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有犯罪行为，那么依法应宣告其无罪。
以上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XX律师事务所律师：韦荣奎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