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信息网络和手机、计算机等电子产品的普及，电信网络侵财行为层出不穷，已成为当前社会的一大公害。去年颁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为依法惩治电信诈骗等犯罪活动提供了法律指引，但目前司法机关在处理电信网络侵财案件时，仍然存在一些难题。这就涉及如何在诈骗罪和其他罪名特别是盗窃罪之间进行区分的问题。
被害人财产处分行为的标准意义和判断要素
基于前述盗窃罪与诈骗罪不法的内涵，区分两罪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被害人的财产处分行为。所谓处分行为，是指被害人任何自愿地直接造成财产减损的法律性或事实性的作为、容忍和不作为。盗窃罪属于他人损害型犯罪，故盗窃行为的成立不以被害人进行了财产处分为前提。相反，由于诈骗罪着眼于权利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对财产进行处分和利用的动态过程，被害人的财产处分行为就必然是诈骗罪不法内涵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也认为，构成诈骗罪要求被害人自愿地或者自觉地交付财产，这也肯定了处分行为是构成诈骗罪的要件要素。
财产处分行为就成为了界定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分水岭
据此，财产处分行为就成为了界定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分水岭：在其他犯罪成立条件都具备的前提下，基于被害人的财产处分行为取得财物的，成立诈骗罪；反之，则只能成立盗窃罪。对于财产处分行为的认定，需要把握三个要件：财产减损的直接性、处分意识的必要性以及财产处分的自愿性。这三个要件不仅直接限定处分行为的范围，同时也构成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标准。
财产减损的直接性，是指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的作为、容忍或不作为直接造成了自身财产的减损，导致行为人无须采取进一步的举动就足以产生财产损失。倘若行为人的行为只是为其取得财物创造了机会，尤其是，如果行为人还必须事后通过其他犯罪行为才能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时，就不能认为被害人进行了财产处分。例如，吴某欺骗刘某，告知只要刘某在银行柜台设置使用吴某的手机接收银行的短信通知，就可为其提供无息贷款。随后，吴某就利用收到的银行验证码将刘某的银行卡与自己的支付宝绑定，并通过快捷支付将刘某的存款转入自己账户。本案中吴某的行为应当构成盗窃罪而非诈骗罪。因为，刘某基于认识错误将吴某的手机设置成自己账户的登记手机时，尚未直接造成自身财产的减损，而是吴某将刘某的银行卡与自己的支付宝进行绑定，才获得了对刘某银行账户的控制，并最终得以通过转账造成刘某的财产损失。
处分意识也是处分行为必不可少的要件。处分意识首先意味着被害人必须认识到财产移转的外在事实，此外，其还必须认识到这种财产移转与自己或者自己支配之下的他人财产相关的性质。例如，王某在KTV消费3000元，临走付款时，收银员暗中将POS机上的支付金额修改为8000元，由于灯光昏暗，王某未仔细辨认，便在POS上刷卡完成支付。此时王某虽然没有看清楚支付数额，但其在刷卡时明显知道自己会将POS机上显示的数额支付给对方，其对于这次支付行为的实施具有认识，他误认的仅是此次支付的具体数额，所以，王某对于多支付的5000元具有处分意思。也就是说，对财产具体价值的误认，不应影响对处分意识的认定。但如果行为人无从认识到其他财产被移转的事实，就不能认为其对于该部分财产转移具有处分意思。
作为自我损害型犯罪，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还必须是被害人自己选择的结果，即被害人必须是“自愿”地处分了自己的财产。当行为人所引起的错误认识虽然会对被害人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强制，但尚不足以使其丧失选择余地时，仍然应当认定存在着自愿的财产处分行为。司法实务中，经常有行为人对被害人谎称其家人病危需要抢救或被人绑架，让被害人尽快支付“抢救费”或“赎金”，也经常有行为人假冒被害人领导“命令”被害人将钱款汇入指定的银行账户。在这类案件中，被害人虽然遭受了心理强制，但却仍然是在具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进行了财产处分，故应认定行为人构成诈骗罪。